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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17部门联合出台社工人才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url:https://m.gmw.cn/2023-01/06/content_1303246391.htm,id:1303246391

　　1月5日，记者从贵州省民政厅获悉，近期，贵州省民政厅牵头与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编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贵州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据悉，这是进一步贯彻落实《贵州省“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和《贵州省重点人才五年倍增行动计划》，继《贵州省社会工作者薪酬体系指导意见（试行）》后，出台的又一重要政策文件。

　　《实施意见》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贵州省社工人才发展的发展目标、指标任务和办法举措，对当前和未来贵州省社工人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实施意见》表明，“十四五”时期贵州省将建成1509个社工站，实现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全覆盖；社工人才队伍突破10万人，其中持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人才达到5000人、新增社会工作重点人才不少于400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累计超过7500人；社工人才支撑平台不低于100家。《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建设贵州省社工人才发展阵地，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持续树立“社工黔行”品牌形象；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加快建立社工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增强相关部门对社工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力争在相关领域形成一批社工人才。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建立社工人才工作协调机制（或联席会议制度），自觉接受当地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考核，定期督促社工人才工作落实情况，建立负面清单和通报考评制度，确保社工人才各项指标任务顺利完成。《实施意见》强调，相关部门是本行业领域社工人才队伍的培养主体，要定期总结系统内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情况，按照实际需要分类开发、设置和配备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落地落实岗位薪酬待遇。要优先开发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社工人才专业岗位，优化整合社会服务项目，将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所需资金统筹安排进预算，让社工人才投身基层、安心工作。

　　据了解，《实施意见》从起草到出台耗时一年多时间，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省社工人才发展积累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了当前贵州社工人才发展面临的新环境、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通过大量调研走访，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基层单位、专家学者和一线社工的意见建议，最终推动文件出台。据悉，《实施意见》在厘清社工人才类别，拓展社工人才发展领域，丰富社工人才培养渠道、强化社工人才激励措施等方面呈现诸多政策亮点。（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陈龙）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